最近，在乌克兰各地，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举行各种聚会，沉痛纪念73年前的大饥荒。

    1932年至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，有1000万人被饿死，那是乌克兰民族的一场空前的大灾难。

    40多年前的1959年至1961年，中国也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，据专家学者的不完全统计，三年间，全国饿死的农民高达3700——4000万人。无论是3000多万还是4000万，这都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数字。

    乌克兰大饥荒是典型的人祸，是前苏联对加盟共和国横征暴敛导致的。而中国呢，1959－1961年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灾难，人们已习惯称之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实际情况是，在1959－1961年间，之所以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％以上，主要原因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，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、大办食堂和“共产风”等。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，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。

    1961年5月31日，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：“这几年发生的问题，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，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?湖南农民有一句话，他们说是‘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’。”“总起来，是不是可以这样讲：从全国范围来讲，有些地方，天灾是主要原因，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；在大多数地方，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。”

    直到多年后的今天，一提起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”、“三年经济困难时期”，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个饥饿的年代，那些到处饿死人的日子。尽管我的父亲那时还在外面的机关单位上班，可是在家乡，我奶奶却就是在那场灾难中被活活饿死的。

    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、国务院新闻办和《北京日报》曾经联合举办过一次民意调查，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。出乎有关方面意料的是，民众并未挑选那些政府自认为十分辉煌的业绩，相反却评选出一系列负面的事件。其中文革名列第一，“三年自然灾害”名列第二。

    这是一段被尘封的灾难历史。这是一幕不应该忘记的历史悲剧。

    可以把它称为国家灾难。

    然而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的国家至今没有对那段历史给出一个客观、公正、准确的说法，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承当责任，没有解密那些能够说明当时真实情况的绝密资料，甚至上上下下都在回避。王维洛的《天问一一“三年自然灾害”》一文认为：“随着官方文件、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‘自然灾害’，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‘教育’，‘三年自然灾害’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，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。”

    我们期待的是，中国的政治家们能够正视那段被尘封的灾难历史。

    乌克兰人民在灾难被隐藏70年以后，能够大规模地公开纪念它，这是他们历史观的进步，体现了他们对曾经的苦难的尊重，对生命的尊重，对灾难原因的深刻反省。

    那么，我们呢？三四千万百姓的生命被那场人祸夺去，我们的党，我们的国家，今天又能够为它做些什么呢？

    如果他们的确有政治原因的难言之隐，那么，我们的民众呢，能否像乌克兰人民那样，在每年的某个时间，以中华民族的特有方式，纪念40多年前那场大饥荒中那些被无辜掠夺生存权利的人们？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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